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篇道：「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情况。」我是在文革中读到这本书的，对这句话却不敢苟同。在我们那时代那地方，幸福的家庭和不幸的家倒是全都一样，全都经不起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摧折。

那时候，大小运动接连不断，每场运动都要有人遭殃，遭了殃组织上就来威吓家里其他成员站稳立场，跟那罪人坏人划清界线。

怎么划？轻者写家人的小字报大字报，揭发他批判他，叫作「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重者离婚，脱离父母子女关系（倒没听说脱离翁媳或者婆媳关系的）。有那要表示自己立场特别坚定者，批斗大会上对家人喊打喊杀，踢断几根肋骨也不奇怪（例如薄熙来对他老爸就这么干过）。如果一家人在这种高压下仍能保持和睦恩爱，那邪恶组织还有招让你们幸福不了，那就是利用什么流放、下鄕、五七干校把一家人拆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

我原以为我家就算最倒霉的了，一家五口分为三地，一个在中国最北端大兴安岭劳改，一个在中国最南端海南岛战天斗地，三个尚在长沙的，还遭街道居委会不断骚扰，动员剩下的两女孩下鄕。还好我妈坚决抵制，说是广阔天地四个角我家已占了两只角，剩下那两个角就留给别人去享用吧。居委会就批她落后分子。说是一家四口都下鄕者大有人在。

我打量周围亲友，真的哦！比较起来我家不算得天独厚，也要算小康了。我同学一家四口果然去了四个地方，她们两姐妹一个上山一个下鄕，父亲和母亲则去了不同的五七干校。

我爸一位北京同事，丈夫在新华社妻子在中新社，妻子给弄去江西五七干校，丈夫给弄去安徽五七干校。五岁的女儿只好送回湖南乡下给外婆带。三岁的儿子则跟妈去江西。那位妻子后来成了我的好友。她回忆当时干校父母子女被分隔的场面道：

「六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许留父母身边，说是会影响父母改造，要把他们送到几十里外一个地方集中管理，两三个月才许家长去看一次。那天来了两辆汽车拉孩子，父母们就都围在汽车下相送。开始大家都还忍住眼泪，车一发动，儿童父母一齐大放悲声，那真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没想到杜甫笔下的那种惨境，我还真的体验到了。」

不过她这还算好的，前几天我看许觉民干校回忆录。更有什者。许觉民是中共老干部，文革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被打成走资派下放江西鲤鱼门五七干校，六岁的小儿子跟着他一起去了。每天都跟他一起去水田劳动。累得泥一身水一身的还不算，晚上还得经常旁听人家开他爸的批斗会，眼见自己唯一的亲人被人推打喝骂，孩子心理上留下了一辈子的伤痕。

如此这般的大陆人士回忆录我读了上百篇，牛鬼蛇神自是不用说，就是革干老干们之中，也没看到一个幸福家庭。也许钱钟书杨绛这样的恩爱夫妻就算幸福了，二老至少分到一个干校，虽分隔十数里，一星期还可走去见一次面。然而他们的独女钱媛新寡，女婿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自绝于人民」，身为父母，心中又怎能不为之悲哉痛哉！

一句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