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红卫兵对红三司的反对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8—9月间，北京先后兴起了被称为红一司、红二司、红三司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其中，红一司有强烈的干部子弟老红卫兵色彩，红二司是个干部子弟红卫兵色彩更强烈的组织，红三司则是个立场相当明确的造反派组织。在1966年9月6日，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在会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率领众人宣读了红三司的誓词，其中充斥着“造反”一词。除此之外，红三司也发布了一篇明确表达其政治立场的宣言，将“造反”放在了他们眼中文革运动的核心，把主要的攻击矛头对准了中共的干部们。很快，红三司的这一行为就引来了干部子弟红卫兵的猛烈攻击。
1966年9月7日，也就是蒯大富率众人宣誓之后的一天，清华大学的学生陆锦铭、孙彤云、蔡诗山就发布了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名为《评“第三司令部”宣言》，表示红三司的宣言严重违反了毛泽东提出的“十六条”，表示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红三司某些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大字报中说道：
“（红三司的）‘宣言’说：‘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要不要造反的大问题。对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折衷。’‘要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如果宣言所指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是指各红卫兵组织在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的意见分歧，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提到这么高度。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要造反的……”
“我们认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是这场革命的主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红卫兵只是青少年武装组织。那种把红卫兵组织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以取代各级文革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违背十六条的。”
如上一讲所述，红三司的誓词中还曾经说道：“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对于这一说法，这篇反对红三司宣言的大字报说道：“联系这下文，我们就不难看出，‘宣言’是有所指的！这一段是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宣言’中所说的‘阻力’无非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是指的人民内部矛盾。‘宣言’的这种说法是违背十六条的。”从这段驳论不难看出，它反对红三司将主要攻击目标定为中共干部的观点，认为那些干部们和红卫兵之间的关系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篇火药味更为浓烈的驳论，则是由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战斗队”发出的——这个“斗批改兵团”是造反派的对立面，属于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们所在的“保皇派”阵营。这篇驳论名为《第三司令部向何处去？》，其中非常尖锐地发出了如连珠炮一样的质问：
“第三司令部的同志们：
“你们说‘斗争’，你们要和谁斗争？
“你们说‘造反’，你们要造谁的反？”
这篇驳论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北京地质学院本校的造反派组织“地院东方红公社”，杀气腾腾地说道：
“你们要造反，我们是坚决支持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东方红公社中那些黑五类的狗崽子们的‘造反’，他们不去造他们老子的反，却口口声声的要造还没有充分根据能说明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地质部的反，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对待自己的同志不论有什么分歧，只要我们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共同基础上，还是在十六条的共同基础上，就要团结，就要批评，绝不是你们所说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同志们，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大敌当前，我们怎么能不团结呢？
“我们呼吁第三司令部的革命同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和我们一起战斗。”
（以上两篇针对红三司宣言的驳论，引自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第一章，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二、文革初期的保造两派红卫兵有相当多的共性
如上一讲所述，红三司的宣言中曾提到：“我们红卫兵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首先是有成份论，其次是不唯成份论，而重在政治表现。我们坚决依靠革命左派，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共同战斗！”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红三司依然支持着毛式种姓社会，但与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血统论”的干部子弟老红卫兵还是有所不同，提出了“不唯成份论”，愿意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吸收一切他们的同道。而在这篇地院红卫兵提出的驳论当中，则表示造反派红卫兵中出自毛时代政治贱民家庭的人，应当首先造自己家长的反，而且把这些出身当时政治贱民的红卫兵蔑称为“狗崽子”，显示了非常鲜明的老红卫兵式语言风格。
不过，在这里仍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红三司的“不唯成份论”绝不意味着完全不讲毛式种姓。尽管造反派红卫兵中有一定数量的非红五类子弟，且其中非红五类子弟所占的比例要远比“保皇派”中非红五类的多。但在种种政治宣传中，造反派红卫兵也会以红五类的代言人自居，并且会把与他们对立的干部子弟“保皇派”打成“真正迫害红五类的人”。例如，红三司的刊物《首都红卫兵》在1966年9月30日刊登了一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发布的文章，介绍了该校工作队“是怎样整群众的”。根据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在文革初期，工作队在该校以“帮助批判”的名义大搞政治迫害，遭到迫害的人共计892人。这篇文章对这892人根据“家庭出身”进行了分类，指出其中有红五类602人，所谓“剥削阶级”37人，“其它”253人。此外，这篇文章还对这892人根据“政治面貌”进行了分类，指出其中有党团员742人，包括中共党员36人和共青团员707人，以及群众149人。当时，《首都红卫兵》上出现了一些介绍各校工作组政治迫害情况的文章，其中有多篇都存在着类似的统计，指出工作组迫害了大量的红五类和党团员。
曾担任过红三司宣传部负责人和《首都红卫兵》主编的聂树人在他的文革史著作《“三司”与〈首都红卫兵〉——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一书中，曾对上述现象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表示尽管这些文章是各校独立写的，但“它们却都不约而同地统计出了挨整的党团员人数。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代表共产党的工作队连自己人都不相信，还能相信‘党外’人士吗？连自己人都可以放开手脚整，对其它人就更不会客气了。”
聂树人的书中还表示，这些文章之所以按照所谓“家庭出身”对被迫害者们进行了分类，是因为：
“在当时，成分论是一条重要政治标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因此，无论何人，要想不招惹政治麻烦，在这个问题上，都只能顺着流行的口径说话，像对待过街之鼠那样对待‘黑五类’，而显示出‘革命’来。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只需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就说明，文革运动初期起来造反的，绝大多数都是‘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黑五类’或‘麻五类’参加造反的学生很少。”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保造两派红卫兵尽管势不两立，但仍然有相当多的共性。
三、北京高校武斗的开始
按照马列毛主义者经常引用的马克思语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上述这些口水横飞的辩论，只是双方的“文斗”。随着红三司的成立，双方的武斗很快就开始了。1966年9月23日，在北京地质学院，“保皇”的斗批改兵团和“造反”的东方红公社展开了武力冲突，这也是北京高校中的第一次保造两派武斗。在这天，地院东方红查封了学院的文革办公室，拿下了广播站。学院文革办公室随即指使由斗批改兵团及工人赤卫队所组成的保派力量反攻，双方展开了持续一天的武斗，地院东方红方面有多达170人受伤。在这之后，两派的武斗愈演愈烈。到了1966年10月、11月期间，老红卫兵们对红三司进行了多次打砸，红卫兵保造两派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了。对于这些打砸事件的详细情况，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在这一讲中无法详谈。在下一讲中，我们会谈到更多的火爆场面。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勾勒出了造反派红卫兵崛起之后被保皇派老红卫兵反对的情况，以及双方的政治立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今天观察这两派的立场时，需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一种常见的说法，即当时的人都是失去了理智的疯子，人们疯狂地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厮杀，如同无知的大军在黑暗中不停战斗——这个叙事当然不是事实，实际上保造两派红卫兵的斗争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冲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把造反派红卫兵就说成是一种纯粹的抗暴大军，或者把他们等同于要求自由民主的抗争者，因为他们的动机仍然是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并且希望执行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战略部署”。对中共政治体制有更加深刻的看法、有更强烈的反抗意味的团体，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浮出水面——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团体在文革当中可以说是一直处于被中共党内各派一致残酷打压的状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