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6 4 月, 2024 9:43 上午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曾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人本微弱,有如苇草,但是,思想一旦指向现实,却可以成为一股改变命运、改造周遭的世界、甚至塑造文明的力量。
 
然而,很多人并未注意到,思想亦有层次:赋予人类以尊严的,并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想,而是思想迈向现实的四个层次——理想,模式、制度、拓展。这四个层次,亦是思想的四个不同维度。
 
思想对人类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文明秩序的塑造与改变。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思想于现实层面展开、演化的进程。只有追溯至理想最初的特质、层层展开的过程,才能理解这种文明秩序为何拥有影响全球的力量。
 
 
▌理想之维:理想和信念,决定了文明秩序的特质
 
多数人将理想看作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然而,理想并不脱离现实,而是指向了现实;理想也非幻想,而是对新秩序的构想。
 
更重要的是,理想及其信念,决定了新秩序的特性。新秩序正是建构于对理想及其信念的认同之上,这也让理想和信念,远远超越人种、民族、语言,成为凝聚群体身份认同的力量。
 
当代的商业文明,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力量:马斯克和乔布斯等人的非凡魅力, X-Space、特斯拉和苹果收获的文化认同,更多的在于——一种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理想信念的认同和凝聚力。
 
同理,在今天,很少有人注意到,作为今天人类文明秩序的一极。决定美国文明秩序的,同样是理想和信念:美国的国民特质,身份认同的核心,并不来自民族和语言,而是一种坚定的美国信念。
 
然而,如今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信念,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却只是一小群清教徒的个人理想。
Image▲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在雪地里走到教堂
 
◎从英格兰走出的清教理想
 
美国的诞生,建立在17世纪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理想之上。托克维尔曾说,当第一个清教徒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整个美国的命运就已经包含其间了。
 
作为基督新教中最为虔诚的虔诚派,清教徒严格自律,极有道德感和使命感。但是,17世纪头30年的英国,国王专权,政治堕落,同时社会道德日益沉沦;而且经历过几任国王的高压统治,清教徒处境艰难。
 
不愿同流合污的清教精英,对国家彻底失望。正是这种情况下,怀着对新世界的向往,清教徒开始向北美的新英格兰移民,这本身就是对欧洲旧世界的反叛。
 
最早、最为人熟知的清教徒移民,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但是,规模更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则是1630年温斯罗普等人乘坐的“阿贝拉号”。
 
他们先是获得了殖民地特许状,利用特许状的疏漏,决定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不受英国干涉的自治团体。温斯罗普被选举为这片殖民地马萨诸塞的总督。
 
就在前往新大陆的船上,温斯罗普进行了一次振奋人心的布道,期待建设一个尘世中的天国,一座圣经中启示的“山巅之城”,受万众瞻仰——这座山巅之城,将是一个世界的标杆和范本,一个各方面遵循上帝意愿的社会。
 
但是,理想向现实进发并不容易,它逃离了自己出生的旧世界,注定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正如学者摩根在《逃离英格兰:温斯罗普传》中所说: 
 
在出发之前,指责的声音就没有断过,让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理想辩驳;
 
他们来到自己的“应许之地”马萨诸塞海湾之后,仍经受残酷环境的考验——寒冷、食物匮乏、印第安人的威胁,让不少人都打起了退堂鼓,返回了英国;
 
如何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关系,如何处理政府权力与自由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对于他们的理想来说,都是极为重大的考验。
 
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对未来现实的信念,以及自身的信仰。温斯罗普等移民者相信:他们顺利到达这里,本身就是一种天命;他们在殖民地的开拓和建设,本身就是上帝的一种特殊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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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圣经》的温斯罗普铜像
◎从“山巅之城”到“独立宣言”:信仰与信念
 
这份清教理想,之所以不同寻常,其实在于“山巅之城”背后的信念,始终贯穿于之后的美国历史,哪怕宗教虔信逐渐式微,信念却从未消失:
 
将国家建立于与上帝订立的盟约之上,从而给了美国人极强的个人使命感和责任感;
 
以契约作为界定关系,组织社会的依据,从而逐渐演变为法治和个人权利的维护;
 
对个人的良知与判断之权的肯定,逐渐演变为表达自由与人民自治等信念……
 
“山巅之城”的理想,是美国梦的开始,美国精神的来源。独立宣言正是以这一理想为思想基础,成为美国人贯穿始终的信念:“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美国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多元国家里,赋予美国人独特身份认同的,既不是种族、也不是语言,而是对信念的坚守——
 
即使我们将美国看作一个说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但是,让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始终是独特清教理想基础上的美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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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伊斯特姆市卫理公会营地
▌模式之维:解决纷争的“模式”,才是兴衰成败的关键
 
当理想迈向现实,即使面临着相同的环境,怀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因为人与人之间对事物理解与看法的差距,也无法避免冲突和分歧,这也是许多理想主义者最终被现实击败的根源。
在这一情况之下,理想信念该如何与现实链接,才能既坚守理想又兼容现实呢?
比如美法的革命都怀着同样的理想,然而结果却完全不同。可见解决理想与现实纷争的“模式”,才是兴衰成败的关键。
正是模式的不同,拉开了众多“梦想家”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不同社会理想之间的差距——
 
比如同样以自由平等为追求,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但是,不同党派轮番上台,以血腥手段镇压异己,用激进革命模式,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而美国革命,却在独立战争之后,演化出一种分权制衡的模式,奠定了美国一百多年的政治稳定,成为唯一保持不变的共和政体。
 
◎自治模式的探索
 
美国这一开创式的治理模式,离不开最初的理想,和对信念的坚守。
 
按照殖民地委任状的规则,作为总督的温斯罗普,完全可以和被称为“自由民”的少数几位公司股东独揽大权(殖民地原本就是以“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名义获得的授权)。
 
但是,他们知道这不是到达“山巅之城”的理想道路,因而扩大了自由民的范围,组建自治政府。
 
温斯罗普以包容、调解、妥协、平衡的形式,处理分歧。在这一过程中,总督和自治政府的权力一步步得到限制,而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则进一步得到保护。马萨诸塞的政治治理模式,对整个新英格兰影响深远。
 
理想一旦成为信念,就无惧任何威胁。一个世纪之后,当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与他们的理想无法调和之时,独立战争爆发。美国13个州的殖民地,原本各自为政,因反抗英国统治而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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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油画
 
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问题也随之出现:一方面,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赋予它应有的权力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它太过强大,侵害到个人的自由。
 
◎分权制衡模式的形成:“杰汉之争”
 
正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麦迪逊所言,“如果人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政府;如果天使统治我们,我们将不需要对政府进行限制。”
 
然而,到底该赋予联邦政府多大程度上的权力,同时又能保障个人自由?可以说,美国历次重大事件,大多是对这个问题不同形式的回答。
 
人们熟知的三权分立模式,固然体现了美国的解决方式。但是,建国之初的一场争论,更好地呈现出了美国模式的本质,同时影响深远。那就是“杰汉之争”:两位重量级开国元勋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建国路线之争——应该以工业立国,还是以农业立国。
 
事实上,这一争论的本质,仍然是如何平衡政府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安德鲁·香克曼在《脆弱的联合》中揭示:
 
杰斐逊强调个人自由和地方州权,国家也应该以农业立国。发展农业经济有助于捍卫“个人自由”——农业经济可以不借助政府的外力,自我运转,联邦政府只需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税收即可。
 
汉密尔顿则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认为没有国家的富强,个人自由也将无从谈起。所以,他坚持工业立国,而只有发展工业,才能让美国强大。这就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必须将更多的权力集中于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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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 VS. 汉密尔顿
这次争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获胜者,反而让一种制衡的模式,深入到了美国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先河,更成为美国左右之争的起源。在大辩论期间,杰斐逊成立了民主共和党,而汉密尔顿成立了联邦党。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并未倒向任何一个极端。美国走上了汉密尔顿的工业化道路,但同样歌颂杰斐逊,强调维护和发展个人的自由与独立。
 
分权制衡让美国达成“脆弱的联合”。正如罗素所言,“杰斐逊使美国变成民主政治的故乡,汉密尔顿使美国变成百万富翁的故乡。政治上的胜利属于杰斐逊,经济上的胜利属于汉密尔顿。”
 
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模式的核心,并不在于“三权分立”,也不在于是以工业模式还是农业模式立国,而是在于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模式。从此理想与现实通过一个模式同样取得了“脆弱的平衡”,这也是“杰汉之争”的意义所在:
 
经过限制权力和制衡,党派之争取代了朝代更迭;面对利益纷争,辩论、竞争取代了战争和暴力。
 
美国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走向血腥和政治动荡,而是巩固了革命成果,稳定地前行,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制衡模式中的妥协与联合。无论哪一派得势都不会彻底否定另一派的主张,抑制了美国走入任一极端的冲动。让美国“在个人自由和国家能力之间,达成一个脆弱的平衡”。
 
正如刘瑜所说:“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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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宪会议后,一位女士问富兰克林,美国成了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富兰克林回答:“共和政体,如果你们能够保有它”。
 
▌制度之维:保障秩序,承载理想,传递信念
 
理想需要在制度中传递,信念需要在制度中传承。制度,对新秩序的形成、模式的维持至关重要。人们在制度中,持久而清晰地感受最初的理想信念,确认自我身份的认同。
 
社会并非一成不变,兴衰起伏难以避免。理想信念有了制度保障,才能深入生活。每当社会面临威胁之时,遏制衰落与扭转,重新焕发活力。
 
一美元纸钞的背面有一句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 代表了开国者们所要建立一个“历久的新秩序”(New order of the ages)。
 
被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美国的国父们,将自己的理想,经历多番辩论与博弈,探索出了分权制衡模式,但是,这些达成共识的人,随着时间凋零之后,如何确保不会人亡政息,如何长久地保障人的自由?
 
他们的回答,是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因为不承认任何机构有高于宪法的权力,宪法为限制政府权力,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
 
事实上,联邦制国家的美国真正成立的标志,正是制宪会议的召开,制定出联邦宪法。
 
联邦宪法,处处透露出分权制衡的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文宪法,它通过制度设计,不仅逐条列出赋予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还逐条列出禁止它们行驶的权力。在赋予政府权力和有效制衡权力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找着平衡。
 
但是,联邦宪法仍然让很多人不满,因为它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只规定了政府权力,而没有涉及国民的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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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联邦党人 乔治·梅森 George Mason | 1787年他积极参与制定联邦宪法,但力主维护个人自由,反对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因而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倡导的权利法案成为宪法部分修正案的基础。
 
◎权利法案:半块面包好过没有面包
 
缺少有关个人权利的法案,让人们对宪法缺乏信心。这时候,制衡模式再次发挥了作用:
 
此时,联邦宪法亟待通过,否则联邦就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但是涉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权利法案,尚有很大争议。很多人认为,这些权利是“不言而喻”的,也无法全部一一列出,没有遗漏。
 
权利法案的争议,短时间内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为了打破僵局,制宪者们保留了宪法修正的权利。
 
然而,宪法通过之后,制宪者们终于意识到,现代社会的运转,离不开的是载明公民基本权利的明文法律。也许宪法还有缺陷,“半片面包好过没有面包,既然我们无法保护所有权利,就让我们先保护能保护的权利”(杰斐逊)。十条宪法修正案紧随其后,这就是权利法案。
 
事实证明,权利法案的重要性,一点都不输于联邦宪法。权利法案“在授予的权力和保留的权利之间划出一条线”(《半块面包:美国权利法案争议始末》),成为此后二百多年美国文明秩序形成、发展最重要的保障。
 
权利法案更重要的意义,是让制衡意识,深入到了制度建设之中,让宪法和制度拥有了足够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要知道,宪法制定之后,人们只是期待它能够给予国家几十年的保障。但是,二百多年过去了,在权利法案之后,宪法只是增加了十几条修正案——
 
 “虽然他们制定的宪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但是制衡的政治结构却打好了‘自由’这块地基,从而使民主、平等、公正这些砖砖瓦瓦可以不断往上添加。”(刘瑜《民主的细节》)
 
直到今天,关注美国时政的人,常常诧异于美国人对侵犯个人自由的过于敏感,对政府权力的超常警惕。但是,如果了解分权制衡意识融入制度的过程,理解权利法案的来之不易,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敏感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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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原件副本

 
▌拓展之维:理想与信念的拓展
 
面对新事物的发展和新秩序的扩张,我们习惯从环境、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然而,新秩序扩张的背后,是理想和信念的拓展。
 
对于美国建国之后的发展,只是关注疆土拓殖、人口增加、经济壮大,就很难理解——相比如同时期的清朝,同样是向西的扩张,开疆拓土,日益稳固,为何美国确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秩序,清朝却在所谓“康乾盛世”之后迅速衰落,日薄西山?
 
朝代虽然更替,疆土纵然扩展,稳固的却是僵化的旧秩序;只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才能将疆土和实力的拓展,化为新秩序的生机和活力。
 
新秩序以信念来凝聚自身,也以信念来区分敌我,不断强化信念的魅力和实力。理想信念将更多人被纳入同一个身份认同之中。一种理想信念从文明的边缘扩展至文明的中心,甚至随着全球化而主导整个世界。
 
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南北战争,最重要的意义,正是以信念和理想的“强化”,完成了新秩序的拓展。以“美国信念”为核心的身份认同,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所确立的价值观,也得到了加强。
 
◎西进运动:形塑美国精神,打下实力根基
 
从表面上看,西进运动拓展的是美国的疆土:原本蜗居于大西洋沿岸13个州狭窄地域的美国人,以购买、战争等方式,一路向西推进,直到太平洋沿岸,领土扩大了7倍。
 
但是,西进运动最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是为美国的农业和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则完成了美国文明的建构——在文明与荒野碰撞,美国形成了自身的观念、文化和风尚,构建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传统。
 
在西进中,原本清教徒的宗教使命感,拓展为一种“天定命运”的信念:征服这片大陆、改造西部,是天赐的机遇,也是美国人难以推卸的使命、不可抗拒的天命。
 
“山巅之城”的建设热情,转化为对西部的探险开拓,建设一个富饶的“世界花园”的农业改造热情。(《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
 
在这个过程中,清教理想也逐渐世俗化,融入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共同体规范与价值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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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成了美国的一种象征和神话
 
◎南北战争:清除阻碍理想拓展的畸瘤
 
在西进的同时,一直威胁着美国理想的奴隶制问题,逐渐凸显。这是立国之初的遗留问题,当时为了联邦的顺利成立,南方州的奴隶制问题,被建国者们搁置。
 
但是,奴隶制明显违背了美国“人生而平等”的理想信念,以及崇尚自由的价值观,成为理想的污点、向现实拓展的极大阻碍。
 
随着19世纪西进中的领土西扩,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引起了新的冲突。南北方的平衡被打破,代表奴隶制的南方宣布脱离,挑战联邦。
 
为了兑现“独立宣言”的信念和理想,意味着必须铲除奴隶制,为此不惜打一场内战。由此,美国—举摧毁了奴隶制,清理了阻碍其理想拓展的畸瘤,挣脱了羁绊,以一次脱胎换骨的痛苦,换来了长久的活力与生机。
 
进入20世纪,美国并没有停止西进的步伐——借由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多变的世界局势,美国继续拓展自己的实力,沿太平洋海域继续一路西进,影响辐射整个亚洲乃至全球。
 
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也进一步强化——经由黑人解放运动、妇女平权运动等等,继续清除不符合自身价值体系的痼疾。
 
这两个方向的拓展,让美国的文明秩序彻底成熟,从而为它的全球拓展,奠定理想和实力的基础。
正如刘军宁所说,“印象中,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神明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
 
不经审视的印象,必然导致对所处现实的误读。为什么与我们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美国,大多数人越来越无法正视?
 
对美国现实政治与威胁的过分关注,让人忽略了很多事件和行为的背后,即思想迈向现实的逻辑——精神信念和价值观的支配作用。
 
而理解思想的层次,就是透过现代生活纷繁复杂之“变”,去把握属于古老传统的“不变”——根植于人性和思想底层的力量。
 
正如阿克顿勋爵曾说,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目标是良知的统治。与其将美国的文明史当作追求自由的历史,不如看作如何实现良知(宗教理想和信念)统治的历史。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套“美国文明经典译丛”。这套作品由著名的美国文明史研究大家钱满素主编,涵盖了《逃离英格兰:温斯罗普》《半片面包:美国权利法案争议始末》《脆弱的联合: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四书。
 
这四部作品分别以四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完整呈现了美国文明历程中,理想、模式、制度、拓展四个展开维度——“山巅之城”的理想,杰汉之争,权利法案,以及西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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