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西方国家正沉浸在圣诞节欢乐的气氛中。当天晚上约七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办公室里，签署了辞去总统的法律文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发表了最后一次举世瞩目的电视讲话。
就在十七天前（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舒什克维奇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布列斯特州（Brest）密会后签署“别洛韦日协议”（Belavezha Accords）[1]；12月21日，十一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宣言，这标志着苏联的解体既成事实。
戈尔巴乔夫在辞职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道：“命运早就已经注定，当我成为国家元首时，很明显这个国家已经出了问题。我们拥有丰富的一切资源：土地、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聪明的才智，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活却相差甚远，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原因很明显，整个社会被官僚主义的指挥系统所束缚，竭力为意识形态服务，还承受着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这一切导致精疲力竭。”[2]
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辞职讲话的八个月前，即1991年4月24日，苏联共产党迎来了建党74周年生日。在苏联威武强大的表象之下，苏共其实与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一样，已经时日无多。但是，透过如此强大的外表，又有多少人能够看透，这个“伟大”的政党距离消亡已只有一步之遥？
仅仅四个月后，出于对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地推行全面改革的不满，党内保守顽固势力乘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Foros）疗养这一权力真空时机，在1991年8月19日悍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一场历时仅3天的未遂政变。保守势力企图夺取戈尔巴乔夫手中掌控的权力，来力挽苏共和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地位和命运，维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昔日的轨道上继续运转。
而实际却是事与愿违，8月21日政变宣布破产。这场政变给苏联和苏共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格鲁吉亚出生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这位苏共政权的受害者和列宁主义的忠实捍卫者、斯大林主义的严厉抨击者，他在著作中论述道：政变后“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但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3]
在之后的四个月里，这段时间正如一场比分相差悬殊的球赛中剩下的最后几分钟“垃圾时间”一样，对改变苏共与其紧密相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命运已经显得毫无意义。这场政变，导致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认知彻底改变，也对苏共组织心灰意冷彻底绝望。8月24日，即政变被平息后的第三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位，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同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签署第83号行政令，把苏联共产党的档案移交给政府档案部门管理。次日，他又签署第90号行政令，将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收归国有。11月6日，叶利钦发布第169号行政令，终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苏联共产党终于丧失了自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一直垄断了74年的执政党地位。
但是客观地说，苏共与苏联的命运并不只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里，他们在改革中遭遇的困境也仅仅是压在这头巨大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捆稻草。而正真压垮这头骆驼的，其实正是苏共这个腐朽的体制本身。回顾苏联和苏共走过的路径，最终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其中确实没有一代领导人能够脱得了干系，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却没有性质的区别。可以说，没有一代苏联领导人，不在给这头骆驼的背上不断层层加码。
而对国家和社会破坏最大的，要算是列宁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斯大林残酷的暴力统治。经历了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等许多重大政治灾难后，苏联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摧残得面目全非。这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经历过毛泽东专制残暴的文革十年，应该能够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状况。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上下对斯大林作出一个“适当”的评价是一件早晚会发生的事。1956年2月2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尽管赫鲁晓夫作出这份报告的政治背景非常复杂，对于一个专制政权而言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夹带着权力斗争的各种因素，但是“去斯大林化”对于当时经历了极其严酷的大清洗和个人政治崇拜的苏联来说，其政治和社会反响无疑是非常积极的。
人类的历史总是这样不断相似地重复。毛泽东集列宁的暴力革命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于一身，把中国拖入灾难深重的黑洞。经过炮火的蹂躏和1949年后发动的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的各个阶层历尽磨难，国民经济已走向彻底崩溃的程度。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围绕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权力争夺，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国民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也是当时最能够笼络人心的一项工作。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舆论论战，邓小平通过否定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来推翻“两个凡是”，摆脱了阻碍自己实现政治野心的羁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赢得主动，成为中国政坛幕后正真的权力中心。但是，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开放将把中国引向哪里去？人民在期盼，世界在观察。
确实，对中共执政后的中国而言，在我所经历过的岁月里，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时期能够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充满朝气和希望了。那个时代物质是匮乏的，但人们心中的希望却是满满的，理想也是丰实的。记忆里那时电台开播教学英语的课程，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到新华书店排长队抢购教材竟把教材买到脱销；许多青年工人、回城知青在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补习文化是当年最流行的潮流。伴随着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如果当时中国真能够迈开政治改革的步伐，那么今天的中国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真能够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强国，中共自身也从此可以立地成佛，改变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不堪回首的面貌。但是，历史是不允许这样去假设的。
当邓小平一人独统权力、在政治上确立以邓为中心的绝对权威之后，其实中国未来的政治路径就已经确立，“六四”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权力位置决定思维结果，已经处在权力巅峰的邓小平其政治理想的狭隘性决定了他不可能会放弃既得的政治权威地位而使得当时的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思想，更不可能在政治上打破权力的垄断选择走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4]
纵观历史，“六四”镇压对中国走向文明的打击是最彻底、最具毁灭性的，“六四”之后，权力自身已阻断了改良之路，也失去了自1949年以后最佳的改良机会，之后衡量任何事物的标准也只能从“稳定压倒一切”去考量，已无其它出路可言。
但“六四”留给苏共的教训是尤其深刻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中苏两国经过二十多年敌对状态的对峙后，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和上海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最具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元首级别的破冰之旅。但他在中国看到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景象，正是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应该说，1989年中国发生的这场民主运动对戈尔巴乔夫下决心推动苏联的政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六四”留给苏共的教训，与“六四”对柏林墙坍塌和对东欧民主进程的影响都非常巨大，研读许多史料从中都能够体会出来。[5]
在1991年苏联发生的8月政变中，保守势力指挥下的军队在坦克的护卫下占领了红场，空降兵和克格勃的“阿尔法”突击队包围了莫斯科“白宫”，拿下改革派领导人叶利钦已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写道：“强攻定在8月21日凌晨3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先上，装备特种武器的‘阿尔法’小组紧随其后。侦察结果显示，‘阿尔法’小组很快就能占领‘白宫’大楼，但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以‘白宫’内外的警卫和俄罗斯领导人被击毙的惨痛结果告终。‘接下来怎么办？’‘阿尔法’小组的军官都在问自己，他们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6]
“空降部队离‘白宫’很近，但他们没有做攻占‘白宫’的任何准备。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甚至还没有占领攻占‘白宫’的有利位置。列别德在向格拉乔夫汇报阵地布置情况时说：‘行动没有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麦德维杰夫在书中写道，“军队应该执行谁的命令呢？它能让自己的人民流血吗？”[7] 确实，此刻苏军中已经没有军官为了迎合权力的意志愿意用手中执掌的武器去屠杀同胞，他们不会重蹈“六四”的覆辙。但如果他们果真动用武力血洗改革派，苏共和苏联的命运又会变得怎样？
1989年中国发生的规模宏大的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以及1991年发生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于中苏两国、两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年苏联从1989年中国发生的“六四”镇压中吸取的教训和中共从1991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获得的经验，使得中苏两国、两党在各自面临一系列命运抉择时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一个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一个却进一步强化了党所掌控的权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管控，这对1989年中国发生的这场民主运动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阴差阳错的结果，但其间却包涵着各自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必然性。
注释：
[1] “别洛韦日协议”的正式名称是《关于设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相关协议》，协议确定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
[2] The Road We Traveled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y Mikhail Gorbachev, Published by Izdatelstvo VES MIR (IVM), ISBN: 5-7777-0343-7 (The same below), Final Televized Address as President of the USSR, Page 46.
[3]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王晓玉、姚强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 978-7-5097-0791-3 （下同），第82页。
[4] 具体论述参见《从“思想自由”看“解放思想”》，作者：张智斌，《民主中国》网刊，2018年12月4日。
http://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86746
[5] 具体论述参见《六四对柏林墙坍塌和东欧民主进程的影响与作用》，作者：张智斌，《议报》网，2019年6月3日。
https://yibaochina.com/?p=237939
[6]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第77页。原著注释：《阿尔法：克格勃的超级机密队伍》，莫斯科，1992年，第202页。
[7] 同上，第78页。本文作者说明：《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的大陆中文译本中仅提及1989年4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对1991年8月苏军在政变中攻占莫斯科“白宫”的影响，并没有提到“六四”事件对此造成的影响。由于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暂时无法获得此书的英文版同手头仅有的大陆中文译本予以比对，因此不知原著中作者是否提到北京“六四”镇压。第比利斯事件是指1989年4月8日至9日发生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一场要求格鲁吉亚退出苏联的示威游行活动，被苏联军队镇压导致21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由于国际社会未对该事件强烈谴责和未对苏联和苏共作出相应的制裁，因此可以说该事件为后来发生的“六四”镇压开了一个坏头。由于北京“六四”镇压远比第比利斯事件更惨烈，所造成的国际影响也更大更强烈，因此“六四”惨案对苏军在8月政变中消极抗令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也有可能为了避免冒犯北京当局，麦德维杰夫在书中故意避免谈论“六四”惨案而仅提及第比利斯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