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克强同志：
你们好，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大学2015届硕士。我怀着非常复杂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
2012年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城乡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善，高铁领先世界，很多重大基建项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2020年，如果疫情失控，中国将至少有数百万人死于疫情，党和政府的防疫成绩是不容抹杀的。即使目前形势好转，党和政府减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对此我不置可否。
然盛世背后，暗藏危机，新冠疫情后问题不断暴露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土地财政后的财政问题不断凸显、资本纷纷外逃、失业问题不断恶化、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广大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信心等，政府公信力和中国共产党威望受到严重挑战，全面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破除全社会的高压状态，给全民以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必须尽快给全民释放进一步深入改革的信号，国家耗不起，人民也耗不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唯有尽快解除全社会的高压状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才能上下一心，共度时艰。
现有制度已经无法缓解系统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刻不容缓，我从以下几方面谈谈我的认识和看法。
一、政治方面
我党历来强调民主集中制，然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威胁和挑战，民主集中制有时并未真正实现。
革命战争时期，强调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同志善用兵，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广泛支持。延安整风时期，由整风运动扩大到抢救运动，对干部思想进行大改造，更是进一步确立了其核心领导地位，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无法把自己完全融入那个时代，无法判断是否因为确立了党的核心，才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摧枯拉朽的胜利。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贯彻党内民主集中制，因为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毛泽东同志卸任国家主席后担任党的主席，直到1976年去世，他都是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核心，拥有绝对权威。他有自己设想中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然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彭德怀同志庐山会议谏言后遭到打压，打压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更是敢于直言的一个群体，个人的绝对权威让民主集中制无法更好发挥作用。任何时候，虚心纳谏都不是坏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事求是。我曾祖父在大饥荒时期饿死了，那是一段中国人民的沉痛历史。
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升温，党内的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经济发展停滞，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含冤离世。如果认真贯彻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是否会发生，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强大权威，党内即使有反对意见，也无法改变运动的走向，“二月逆流”等自然也无法让文革停止。因为毛泽东同志个人权威，一大批的政治投机者趁机上位，这是全党全民的悲哀。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两个凡是”依然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枷锁，这是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都不会认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迎来了绝对权威结束后的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同志是第二代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但不是绝对权威。邓小平同志是总设计师，胡耀邦和赵紫阳同志是具体的贯彻执行者，平反了历史中大量的冤假错案，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等同志是我非常敬仰的党内开明领导人，我以前看过胡耀邦同志和香港记者陆铿的访谈，至今印象深刻。胡耀邦同志内心坦荡、思想开明，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需要回避的。这就决定了他是一位受全党全民敬仰的总书记，他是个内心“无我”的人，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开放中国的形象。顺带说一下，89年学生运动，四二六社论在群众中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我认为运动中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投机分子，但是应该旗帜鲜明地肯定学生和工人的爱国热情。我第一次知道六四事件是在十年前的学生时代，十分震惊，以当时的年纪和掌握的信息，很难做出一个准确客观的判断，六四事件是党内至今没有完全拆除的一颗定时炸弹。未来是需要对六四事件和赵紫阳同志再做历史评价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想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是非常认可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时期的政治生态的。
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赶上了时代的红利，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社会矛盾并不凸显，人民都在集中精力搞经济。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大力开展反腐败运动，很多党员干部纷纷落马，我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反腐败运动。但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很容易滋生腐败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党中央要加快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做好权力制约顶层设计，把权力放在阳光下，受人民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贿选情况时有发生，例如衡阳贿选案和辽宁贿选案等，还常常伴随着私底下的利益交换，导致有些人大代表根本无法反应人民群众意见，民怨很大。即使没有贿选，人民代表是否很好地反映了民意呢？时代在进步，是否可以尽早确立民主改革的试点工作。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部分地区开展选举试点，县乡一级的主要政府领导干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倒逼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这将是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虽然欧美也时常发生操纵选举等情况，但事实已经证明，普选对于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是有效的。试点改革的愿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未来可以实现全民普选，中国将不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未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将是一个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中国将不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一个具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的党派组织，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人人都拥有政治、思想上的平等自由，将制度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没有什么是不能试点的，我不觉得这样的试点改革会给国家造成什么危机，如果不适合，可以停止嘛，要让民众看到政府改革的决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要把握改革的主动权，时刻牢记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做改革的先锋部队，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
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时期，党的组织性，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不是一帮松散的一击即溃的乌合之众。时代在变化，制度改革必须及时跟进，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党和政府内存在非常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制约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根本原因不在于党员干部的个人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下，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
三湾改编奠定了党指挥枪的基础。党指挥枪这一基本原则，我认为在改革进程中可以暂时不变，这是改革进程中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础，军队体制改革应后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待到疫情好转时，矛盾可能会稍微缓解，但是如果遇到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国家和民族是否还可以安稳度过。必须要进行改革，不改革，整个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我相信我们强大的人民军队，绝对可以保证国家社会稳步向前推进。
邓小平同志奠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需要有非凡勇气、非凡魄力、非凡智慧的领导人承担，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根本制度设计。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二、经济方面
我想从土改说起。共和国建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改运动，3亿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为稳定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在法治缺失的年代，一刀切地将富农和地主列为打击对象，造成了很多的历史悲剧，本可以有更温和的改革措施。放眼当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固化趋势明显，又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节点。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央也强调不是搞平均化，不是杀富济贫。私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有改革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给全民以安全感，给执法者以警示。
土改基本完成后，推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收回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以至于后来发展成农业化合作运动，再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知道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被束缚的生产力才重新得到解放。任何时候，都要对吃大锅饭保持足够的警惕，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共和国初期，工业基础设施及其落后，确立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重工业体系，建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两弹一星也成功了，效果立竿见影。没有举国之力，没有公有制经济，那样的成果是不可能短期实现的，那是公有制的重大历史贡献。
改革放开后，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等方面贡献了重要力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经济基础。
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指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明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后，党是敬畏市场，相信市场的。
这个时代，被公认为是内卷的时代。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资源的产出还是相对平稳的，为什么就会内卷和失业呢？因为分配出了大问题。公司是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手里没钱，内需严重不足，投资、出口和消费中，消费这条腿就瘸了。消费不足，导致很多中小企业产品过剩，生存困难，只能造成失业。因为分配的不公，在普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背景下，各行各业只能越来越卷。国家是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机器，应该着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甚至全民直接发放惠民资金都是可以纳入讨论范围的。政府要过紧日子，减少低效甚至是无效的支出。目前大规模投资基建已经不再合适，因为资金使用既无效率、又不公平，对就业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且不可持续，还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内需，就是这个刀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财政有限，不可能实现西方国家的高福利，但是要让人民看到国家的态度，需要上下一心，共度时艰。有人根据招行报告预估了2%的人拥有80%的财富，假设5%的人拥有了了90%的财富，我想这个数据是符合很多人的心理预期，基尼系数我不敢想象。党和政府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很好地改善了边远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赢得了广泛赞许。然而真正实现产业扶贫的只是少部分，扶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社会的贫富分化的矛盾依然很严峻。
政府的资金使用太低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湖南邵阳学院8000万引进“水博士”、贵州独山县等贫困县负债几百亿上千亿大搞基建留下烂摊子、各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层出不穷，这些只是财政滥用的冰山一角，与之伴随的是数不清的贪污和腐败，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有种调侃的说法，叫全民所有制就约等于权力所有制。想要发财的，都想方设法接近权力，围猎官员，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腐败的土壤一直都在，反腐败斗争注定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192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美国进入了大萧条，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推出了罗斯福新政，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以至于凯恩斯主义呼声高涨。2008年后我国的一系列政策也可视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我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没有那么强的纠错机制。罗斯福新政只是作为临时救急措施并且当时伴随着世界大战，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凯恩斯主义是一剂猛药，用多了势必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我非常认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观点。虽然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政府以及公有制企业依然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的发展。
说说房地产，这是这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我记得温家宝同志在退休前的一次记者会上说过“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还远远没有回归到正常水平”。当时的泡沫还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绝大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还未进入暴涨阶段。中国2008年M2为47.52万亿，2013年M2为110.65万亿，2021年M2达到238.39万亿。我国目前的房价收入比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高出了一般国家的水平。大家都知道房价有泡沫，但是由于外汇管制，市场中的天量货币只能进入房地产市场。我国要保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的相对稳定，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决定了必须进行外汇管制。十多年来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究竟要保汇率还是要保房价？我觉得都保不了，人民币汇率还会下降，房价还会下降，积累的泡沫太大，政府已经抗衡不了市场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外资达成某种共识或者受外部势力干预集体退出，以目前的资产价格，国家外汇储备能否足额兑付？国家经济硬着陆将不可避免。如果货币宽松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津巴布韦已经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了，目前津巴布韦的货币面值已经达到10的303次方。所以一定要掌握改革的主动权，停止宽松的货币政策，千方百计百计千方软着陆，政府要过紧日子，要释放改革的强烈信号，阵痛是避免不了的，长痛不如短痛，大饥荒年代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是中国人民不能承受的呢。国家或许在期待经济转型能够顺利进行，能培养出一大批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高精尖企业，把泡沫消化吸收掉。我认为，前景不乐观，在实现之前，中国可能会遭受长达几十年的痛苦。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党和政府要节衣缩食，将财政更多地投向人民大众，让财政资金最高效地发挥作用。
历史总是在歌颂秦皇汉武。虽然伴随着生灵涂炭，在国家大一统过程中，他们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更应该看到强盛和统一的基础在民生、看到文景之治、看到宋仁宗仁政。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足以保家卫国的武装力量，人民富强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民间有很多声音将胡锦涛同志的施政政策视为“无为而治”，我认为是很高的褒奖。在和平稳定的历史时期，无为而治不失为一种超凡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理论根基，在革命斗争年代，对于广大无产者产生了极大地号召力。中国共产党向来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几十年上百年来一向如此。在我党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教条主义教训深刻，明明主张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一直在被教条主义所束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未来可能被批判为最大的教条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广义上的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否适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可以广泛而深入地讨论的，否则就是新时代的教条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也许会是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之一。
要相信理性有限和自发秩序，我尊崇哈耶克的思想，凯恩斯主义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应急手段。
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
共和国成立以前，知识分子是非常热衷办报的，目前依然如此，人总是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新闻自由是社会监督政府的有效措施，有新闻自由，官员才不能腐、不敢腐。有人会反对新闻自由，觉得一旦新闻自由，就会有恶意攻击和诽谤。恶意攻击和诽谤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会存在，关键是如何去看待，锣不敲不响，理不辨不明。只有新闻自由，才能把社会的阴暗面暴露在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我国目前是否具备新闻自由的条件呢？我认为，一个国家社会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具备新闻自由的条件，特别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到的今天，如果没有新闻自由，道听途说的信息反而成了真相，容易滋生阴谋论，容易积累矛盾。
八十年代曾经有过新闻自由的强烈诉求，假设80年代已经实现了新闻自由，在后来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是否可以减少贪污腐败，是否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呢。
假如绝对禁止新闻自由，报喜不报忧，包括孙志刚等恶性事件无法见诸报端，是否还能及时废除收容条例等恶法呢。新闻自由倒逼政治经济改革，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有何尝不是一种好事。
言论自由方面。关于法律层面言论自由的权利和限制方面，我不想多谈，我想说的是，党和政府在虚心纳谏方面，做的不够到位。疫情大爆发以前，社会各种矛盾还不太突出，即使对政府有意见，社会上也只是出现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疫情爆发以后，经济下行，社会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出来，网络上的言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删帖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不满和改革的诉求已经席卷整个网络。限制言论自由，掩盖不了问题，也解决不了问题，只会积压更多的愤怒。在引导舆论方面，要学习大禹治水，要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地排解人民的情绪。
党内有些领导干部因为“妄议中央”而获罪，我认为是对党内民主的一种压制和破坏，党员干部不能因言获罪，是党内民主的底线。
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如果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吗？
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从来就不应该只是少部分人拥有的，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全民族的创新力和创造力。
四、中国将走向何方
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台海形势紧张，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秩序和标准，充当世界警察，我认为外部环境已经达到21世纪以来最紧张状态。我认为党和国家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严峻形势，广大人民群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高压之下广大年轻人选择躺平，一大部分年轻人选择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国家生育率五年以来腰斩。
十多年前北大博士冯军的毕业论文《中县干部》，谈到中国基层的干部队伍基本已经基本家族化。近期江西周劼朋友圈炫富事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而这些，不过是中国已经事实上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的缩影。清华北大等一大批最优秀的毕业生都自发地向体制内靠拢，因为体制内的人主导了蛋糕的分配，而蛋糕怎么分配，制度建设非常不健全，偷吃的情况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原来并不是笑话。
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个集权的政府是否能带领国家和民族走向更好的未来，未来民主共和如何更好地实现，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根本制度设计。
要摒弃打江山坐江山的红色江山思维，不然中国内部永远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永远存在特权阶层，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永远避免不了大规模的暴力流血冲突，永远无法改变改朝换代的历史轮回。
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许以后会引发新的思考，一党专政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不是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前人的理论和顶层设计。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国家不过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个体利益而达成共识进而组成的整体，不能存在特权阶层，顶层制度设计必须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点儿都不过时。
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对政治经济体制只是小修小补，也许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国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但我认为那样的中国无法实现真正的富强。也许经济衰退到了某个临界点，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国家将陷入大规模的动乱，党和政府将失去改革的主动权。
先前国内似乎有一种共识，大多数人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但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目前很多人对祖国的未来是忧心忡忡的，没有人民的富强，就没有国家真正的富强。
我依然记得2011年入党谈话时的情形：我做好了不被批准入党的准备，正常十分钟的谈话，老师和我谈了接近两个小时。我对老师坦诚，我对共产主义能否实现保持怀疑态度，谈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谈了党历史上发生的很多重大问题等。我申请入党，是为了和最优秀的人站在一起，做好表率，为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从未觉得自己会进入体制内。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要全面而系统地改。纵使改革前路漫漫，也必须硬着头皮往前走。人是需要有点理想主义情怀的，如果我的话对国家的改革，哪怕有一点点的帮助和启发，虽死而无悔！如果说后毛泽东时代对于改革开放还持有抵触思想，那么现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已然是一种共识，历史任何时期，大部分人都是被裹挟着往前走的。党内自上而下的领导体系以及“政治正确”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党内大部分同志无法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要相信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担当。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有实力和底气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光绪皇帝，中国没有齐奥塞斯库，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中国也不会走上阿根廷、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老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改革发展道路。改革只为自强，新一轮的改革自强之路将彪炳青史。
最后，引用一段温家宝同志2012年9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内容，与君共勉。
“什么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首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为大众所分享，那么他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势必威胁社会稳定。必须毫不动摇地改善民生，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要看到，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发展的权利，让每个人生活的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面对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明显的成效，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就会充满信心。我希望，在我们的社会，有对人心、人道和人本身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选择和发展机会，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间的同情和关爱，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个角落，让人间永远充满青春、奋斗和自由的气息，这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内涵之所在。自由平等是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社会活力和凝聚力来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自社会文化的个性化，来自崇尚理性、尊重科学的精神，来自国民教育的普及。要创造更加平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气氛，让人民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
陈耀阳
2022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