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自由中国谱系》奏响中国的「自由乐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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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谱系」封面及封底。图/陈奎德提供

2022/08/08・09:00
田牧(德国)

我在中国土地上一度也为「自由」亢奋

陈奎德先生对「自由」的认知与冲动,来自于他的环境、经历与思考。他说:「实际上,当时面对滔滔文革的喧嚣、荒诞和残酷,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越来越孤僻而叛逆。在小黑屋里,自己最深的恐惧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与悲剧会被埋葬在历史的黑幕之中而永不为世界所知。」

后来,他又从反右斗争、大饥荒惨剧、文革等悲剧中「在灵魂中埋下使命之种子,促成我记录下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为自由抗争的血泪历程,这是感性的私人化的动因,却强烈而持久。」

陈奎德从反右斗争、大饥荒惨剧、文革等历史悲剧里「在灵魂中埋下使命之种子」成为他撰写《自由中国谱系》的动力。图/文革时期的国棉九厂/取自维基共享资源

胡平先生对陈奎德先生与《自由中国谱系》有很高的评价。

他说,陈奎德博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位领军人物,《自由中国谱系》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的论述,写到了理念与理念的传承,并通过一些自由主义思想者的人生轨迹,放置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因此既有深度,又有厚度与温度。

这本书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主义,了解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及其流变,了解140多年来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考与奋斗,也有助于我们今后为自由中国抗争。

我的认知来自于我身边的环境与事件,1979年魏京生被逮捕,并被指控「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开始时,主动向外国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并撰写反动文章和主编反动刊物《探索》」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

我在《文汇报》阅读到这些,那时我还不知道老魏的「第五个现代化」,彼时的我在一家企业工作,那一年我加入了中共,负责共青团工作,没多久转为负责宣传科工作,后负责企业的计划经营管理工作,这是我的环境,与陈奎德先生所处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关于中国的自由运动 我记得这么几次

1986年2月苏联在莫斯科举行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提出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他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协调与依赖等等。

我曾经负责企业的宣传工作,对「新思维」特别敏感,特别是他指出「在时代特征上,经济科技的高度发展,使整个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各大国之间除合作与协作外别无选择。」

其时我已转入负责企业的计划经营管理工作,对我来说,这些理论特别受用;我的直接感受是,社会主义不能与资本主义对抗,在技术与管理上,我们不必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具体做法是:对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可以采取「借鉴」与「拿来主义」;八十年代中国企业还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是后来的事,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

我当时写过一篇《解析企业生产结构的适时调整》的论文,并得了高分,主题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能盲目的按照上级的计划规定与指示,组织生产与销售,必须根据市场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适时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即产与销的衔接对口一条龙模式,在当时这等于是直接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


诉求「民主化」的八六学潮平息后,邓小平等保守派随即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清洗运动,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被辞职,知名学者方励之、刘宾雁与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图:1987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取自网路

这一年的年底与第二年年初,在全国正式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中国政治运动最后一次下达整人的指标,我们单位的指标是1个名额,经过背靠背谈话、检举揭发、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我中招了!对我采取行动时,我的同级干部与我的下属都知道,我却丝毫不知。

举行会议的那天,人人唇枪舌剑批评我,我当时还兼任科室党支部组织委员,我提醒大家:「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也应该展开自我批评。」结果引来了全场激烈批判。事后,我的下属私下向我道歉,因为他们必须这么说,上级分别找他们谈话了,强调了「这是原则立场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真的难以接受,我的问题很严重,被列出了十大罪状,第二天企业大门口张贴了对我停职隔离审查的「白布告」,我心想完了,我将面对开除党籍、革职与监督劳动,我的人生就此结束了。

复杂的经历与过程就不细说了,现在当笑话说了,其实当初我死的心都有了;还算好,大约半年后,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了「反自由化运动会造成新一波冤假错案,不利于改革开放。」我也被及时平反了。

中国纪录片「河殇」反思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主张引入西方的「蔚蓝色文明」,1988年在央视播出后引起强烈回响,隔年八九民运(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河殇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被指为「学运幕后黑手」被迫流亡海外至今已逾30年。图:苏晓康近照/田牧提供

1988年6月电视纪录片《河殇》播放后,社会被震撼到了,昏沉朦胧的中国大地被《河殇》唤醒了,所谓「醍醐灌顶」一点也不为过。

《河殇》成为中国变革的一种动力与能量,激活了人们的思想,它从多样化,或者说全方位视角,反思黄河文化、华夏文明,将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推向极致与高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又成为思想与意识的翅膀,在那时我知道了苏晓康先生。

后来发生的「八九民运」,经过《河殇》的社会启蒙,人们支持与拥护学生运动,成为整个中国百姓的共识。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思潮、《河殇》电视纪录片与「八九民运」是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让中国人从阶级斗争的陷阱中爬了出来,呼吸到了清新的思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是可以破除的。

《河殇》电视纪录片是自由主义的报晓鸡、播种机、宣传机,提前为「八九民运」提供了社会大众的认识与思想基础;「八九民运」更是中国当代的伟大事件,远胜于「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它是当代中国最大规模的社会自由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又称六四天安门事件,它的历史意义与作用远胜于「五四运动」,是当代中国最大规模、最伟大的社会自由民主运动。图/美国之音中文网

1989年10月在「八九事件」后,对干部在事件中政治观点与表现的清查工作中,我又被背靠背的检举了,这一次我就不等被抓被关,及时出逃了。

《自由中国谱系》的作用与意义

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对于自由思潮在今天的中国,陈先生这样写道:「有人对我说过,自由主义已经过时,特别是在中国,它已经臭大街,而公知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我相信在今天中国的学府里,在书本上,自由主义已被翻过去、倒过来、翻熟了、捣烂了……,但也仅仅是一些学者们餐桌上的「牛排与奶酪」或者书桌上的Cognac,只是开启了一个缝隙。

自由思想并没有走入社会底层,进入百姓的思想中,当年《河殇》的全社会影响与觉醒,已不复存在。

为什么一方面以为自由主义已经过时,而另一方面还有这么多学者为了自由写作、发声,却被投入监狱,还像中世纪《地狱篇》所描述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晰的答案: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必须再度卷土重来,走进百姓的社会层面。

中国需要自由思潮的普及、启蒙与传播

学术上对于「自由」概念的不同见解,在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有所不同,各国宪法规定也有差别,言论信息自由和新闻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法律概念上以宪法来保障人的自由,并赋予国民守护享有各该宪法保障之各种自由权利之义务等。

也就是说,在传播与普及的过程中,说教与理论,众口难调,陈先生的《自由中国谱系》无疑是最好的大众普及教材。

它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经历的文化运动、政治事件以及海峡两岸在极权统治下的社会变迁、政治运动、人权迫害等逐一呈现与排列出来。

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合影,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图/取自网路

尤为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的自由脉络,通过深邃广袤的时空变迁,展示了一批自由主义先驱的具体故事,包括王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降至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储安平、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徐复观、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李慎之、杨小凯、王小波、陈子明、刘晓波等《自由中国谱系》是一部文化厚实、思想充盈、哲理厚实的书卷,是对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以至未来的一项伟大而朴实的壮举。

我认识了波托马克文化沙龙

一直听李恒青介绍波托马克文化沙龙,是大华府地区中国学人周末聚会、纵古观今的场所,是文人墨客交流研讨的论坛,这次的讲座活动,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知名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在波托马克文化沙龙演讲。图/田牧提供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斗转星移,了解与认识身边的世界,需要集思广益,提出与面对大家关心关注的事物、事件、话题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信息、漫谈文化、品说风俗、解析社会、臧否人物的平台。不要忘了波托马克文化沙龙,这里提供拾漏补遗、提升思想素养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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