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和赵紫阳

作者：李江琳

在光传媒网站重读高瑜十年前的文章《赵紫阳曾为阿坝“新叛”平反》一文，我想，现在应该正式发表我手上的一个文件，让读者有更大的兴趣去了解四川文革和阿坝的“新叛”，了解赵紫阳在文革后期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为三万余“新叛”藏人平反，提出反对和批判“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而做出的事迹。

十年前我曾有最后的机会在四省藏区旅行，私下采访一些和我的史学研究有关的人。四川的汉藏干部对1975年至1980年期间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和怀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所有在那五年里见过赵紫阳的人，都能绘声绘色地向我形容赵紫阳当年说的话，描述赵紫阳处理问题时开明而果断的风格。四川人在历史上是带有“天高皇帝远”态度的人，他们说话和待人的风格很不同于北京或上海。然而当代四川却又是北京控制极其严酷的省份，无形中的禁区到处都是，特别是和西藏相关的史料，那是极其危险的禁区中的禁区。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当年赵紫阳在四川期间的老部下老朋友，仍然向我敞开胸怀，讲述了赵紫阳是怎么调查、认识和处理涉藏事务的。

从赵紫阳的一位四川老部下那里，我听说了赵紫阳在软禁中逝世前的一件事。据他说，赵紫阳的亲友曾经向达赖喇嘛尊者转达了赵紫阳本人的意愿，请求达赖喇嘛在他去世后为他诵经祈福。赵紫阳是毕生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干部，曾是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而达赖喇嘛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被中共严厉封锁的流亡者，是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藏传佛教的最高导师。在我的研究中，我没有读到过赵紫阳和达赖喇嘛本人有过交往的史料。所以，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个非同凡响的消息，是需要核实和求证的。

后来，我有机会在印度采访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向尊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尊者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我立即向尊者转达了赵紫阳在四川的老部下们的一个愿望，祈请尊者为他们写一个纪念赵紫阳的序言。

不久后，我收到了尊者办公室让我转交的达赖喇嘛的序言。这是用浅黄色的达赖喇嘛专用信笺纸印制的，藏汉双语，都有尊者的亲笔签名。

此后，藏区和四川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坏，中共派往西藏和新疆的主政干部越来越凶顽，四川成为涉藏问题政治上最敏感的地方，西藏和新疆成为当代世界人权重灾区。西藏和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成为中共的禁忌，谁都不敢提。这份序言就一直没有机会在中国公开发表。

转眼快十年了。现在我借光传媒网站，正式公开这份文献。回顾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汉藏关系，我们至少能理解，历史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客观规律”，并没有单一的路径。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事在人为。至今，西藏和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仍然是中共统治合法性最为脆弱的地方，不见趋于良性的迹象。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特别是还记得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开放气魄的人，完全能理解，在达赖喇嘛尊者和胡赵改革派之间，是能够建立共同发展的基础的。历史本来可以是一条更为良善更为和谐更有益于人民与国家的路径。我能想象，赵紫阳在被软禁的十几年中，想过很多，也想明白了很多。而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已经超过六十年，他始终不变的是伟大古印度佛教的慈悲和智慧。

尊者达赖喇嘛原文中文版：

我一生中交往和结识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半个多世纪前，当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访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具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实现让普天之下的劳苦大众都得到富足幸福的生活而热情地投身于工作之中，让我感动而钦佩。虽然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民遭受了很多苦难，而且这些苦难大多恰恰是出自于人为的错误，但是，我一直认为，在早期这些革命者的理想中，有一部分是符合佛祖关于众生平等的教诲的。我们今天不能、也没有必要因为过去的人为失误而放弃这样的普世价值。

我虽然没有见过赵紫阳先生，但略知他和胡耀邦在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的务实作风。特别是他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做利国利民的事，应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肯定和赞扬。盛传于中国民间的“要吃粮，找紫阳”的美名，就是其中一例。他在担任四川省领导的时候，支持为上万名受”新叛”冤屈的藏人平反，支持推翻“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这样做不仅需要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还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和担当。可以说他和胡耀邦一起，创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藏关系和解的新气象。

晚年的赵紫阳在软禁中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反思，他对自身和对自己投身其中的中国革命事业，以及对人性和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和领悟。他通过亲友转告我，要我为他祈福。我为能和赵紫阳如此结缘而欣慰，我将赵紫阳视为我的兄长，就如我始终深信，汉人是藏人的兄弟姐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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