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仁卓嘎:两少一宽是选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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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10余年前开始,中文网路上大量散播一种不靠谱的言论,指胡耀邦对少数民族采取“两少一宽”的态度。就是政策上优待“少数民族”啦,“少数民族犯罪被从轻处分”啦。多数中国民众对中共国家民委的真实政策了解很少,仅仅通过几个案例来看,会产生许多误会。因此产生了“盲人摸象”的错误认识。

两少一宽,针对的是中共建政初期为中共打下红色江山效过力的民族。中共是一个升米恩斗米仇的政权,他对洋人改革开放以后带来的恩惠(如西方资金,技术,管理)丝毫不感恩,反美是1949以后的主旋律,大喇叭常吹不息,即便上世纪八零年代美中关系最好时期,也是把喇叭降低了音量,而没有关闭。对其打江山之初出过一些力的所谓“少数民族”,会一定程度上采取一些优待。比如,朝鲜族(中国受教育最高的少数民族,为中共提供了“朝鲜族师”,科技人才),蒙古族(内蒙古是中苏秘密要道,通过蒙古地区中共获得了很多金卢布,国共内战时,中共攻占南方国统区,以及镇压藏人大起义,均依赖了许多蒙古骑兵部队,以及中国电网合并前,北京市长期使用内蒙古风电)。在关东地区,一般来说,民干(少数民族职工)会享受比汉干(汉族职工)稍微多的优惠政策。也正是如此,长期以来,中共打造内蒙古自治区这一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模范生”。

但中共一辈子都记得某些民族反抗其驯服时做出的抵抗,对此,会报复性地采取很多暴政去掠夺其资源。其中,问题最大的就是新疆和藏区。因为中共记仇,当地民族不断抗争,西方民间声援力量大而政府机构对不公不义常年畏畏缩缩(藏学家戈尔斯坦语),导致问题堆积如山。才酿成了“走不出的恶性循环”。

不仅仅如此,民族问题还存在于所谓的“大西南”地区。因为进攻大西南时,当地也在国民党势力的支持下爆发过南岛语系(壮,侗,苗等)民族的起义。因此,该地留下了“乌龙山剿匪记”等电视作品。长期以来,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如木材)均从这些地方大批取用。在云南,上世纪50年代,独龙族人刚刚脱离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就被迫投入“大炼钢铁”等运动里,受尽了中共的折磨,幸亏在1980年代,中共在当地落实了民族政策,才一定程度缓和了民族矛盾(此内容已消失于中国任何历史书)。据华国锋内部讲话说,一些中共干部满脑子大汉族主义思想,甚至(70年代了)还把少数民族区域视为“匪区”。这些都是“左”的错误给中国民族领域的政策转型留下的极大的后遗症。

至改革开放后,苗族问题依然存在。苗族,在英文里称作“Hmong People”。美国,澳洲,东南亚国家均有分布。中国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了吗?撇开最考验一个中国人良知的所谓“世纪难题”疆藏问题不看,即便改革开放后,所谓的Hmong People,都大量地背井离乡移民至东南亚,美国和澳洲,用脚投票,说明了什么问题?

就连中华沙文主义自己都感觉到了少数族裔对他们隐隐的恨,有人不久前公开地在社交网路上讲:饭桌上一位和我们吃饭的藏族女孩从来不拿正眼看我们,还有一位说:现在已经不是藏独,疆独,蒙独那么简单了,中国水面下已经出现了彝独,壮独,苗独…

因此,从来就没有什么“两少一宽”,这个词,是中华沙文主义者占尽便宜之后还卖乖的恶毒说法。这个“宽”只能是选择性地宽汉,宽部分少数族裔。人为地加剧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之间,少数族裔与少数族裔之间的鸿沟,实质是一种双重标准的“宽”。

而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能是中共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后听了某些学者忽悠后拍脑袋决策的产物。我相信,这种指导思想一定会火上浇油,让中共见证南斯拉夫的历史在红色江山重演。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